走向女权主义革命？
本文出自正在德国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展“Empowerment”（赋权）配套发行的手册。展览“Empowerment”汇集了多种女权主义立场，致力于用艺术的手段分析促进社会进步的方法，并展示了摆脱全球危机的可能途径。本文批判式的回顾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从中演化出的不同流派，展望了女权主义运动在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文约8500字，阅读时长约为20分钟
Für die englische Version klicken Sie bitte auf „Read more“.
文：英格里德·库茨-谢夫（Ingrid Kurz-Scherf）
引言：
张力场中的女权主义和艺术
文化多元性和社会不平等
我刚开始为创作本文寻找灵感，就于2021年10月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垄断——艺术与生活杂志》每年秋季定期更新的“当代艺术实践最具影响力百人榜”上荣登首位。对于在艺术问题上以“女权主义政治学者”自居、但却并不以此为业的我来说，这则消息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因为它似乎给予了女权主义（至少是唐娜·哈拉维版本的女权主义）艺术实践极高的关注和认可。虽然我近年来的确注意到女性在艺术实践中的曝光度越来越高，但一位旗帜鲜明的知名女权主义者能够被一家侧重于艺术市场的传统艺术杂志视作行业顶流，仍然出乎我的意料。
唐娜·哈拉维所获得的声望，仅仅是女权主义在艺术界欣欣向荣的一个缩影。德国女权主义研究的主流杂志《女权主义研究》从“特别是在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领域，女权主义艺术近年来日趋受到关注”这一现象出发，于2020年11月推出了研究这一话题的特刊。在这期特刊的前言中，几位编者特别指出：“尤其是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艺术和艺术家正在艺术文化机构、艺术史和艺术界中得到更多的曝光。”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意识更为鲜明的新生代艺术家”也正冉冉升起。最后，这期特刊指出当代女权主义艺术“无论在主题、审美形式、批判策略、地理空间、时间性还是人物上都有着惊人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很难一言以蔽之。”尽管如此，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它们都注重以还原和重现的方式探究（女权主义的）历史和（酷儿的）时间性。其中就包括“对历史表演的重现和召唤”，这一过程“或由原班人马完成，或由年轻艺术家代劳”。另外，“近来也出现了所谓的预演形式”，也即“从现实出发……展望未来，预测未来的政治事件，乃至设计迄今所未知的（身体、情感、两性等）关系。”
如果说当代女权艺术所重新定义的当下是在以追溯过去的方式实现未来* ，那它似乎的确暗示了一股女权主义新潮的到来。这股新潮吸收了过去的发展，同时又实现了对它的超越。但《女权主义研究》也指出，繁荣的女权主义艺术和顽固的不对称性别关系仍然在艺术实践中同时存在：“性别不平等、权力落差以及失衡的劳动和薪酬制度仍然在各类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因此，与由对女艺术家和女权主义艺术的认可所引发的文化变迁相比，艺术界性别关系的结构变化仍然停滞不前。这一论断也与另一种判断相吻合，也即社会变迁虽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世界上有越来越多人——其中大多是女性——无缘分享异彩纷呈的“全球财富”，或是仅能从中分得微不足道的一杯残羹。
在这一情境下，艺术和女权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和社会维度的交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未来难题。接下来，我将重点研究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历史中社会和文化利益的张力关系，探析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整合艺术家批评和社会批评以及由此带来的“星球女性主义”** 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未来前景。最后，我将论述一个或许有些惊人的观点，那就是对工作之未来的迫切追问或许可为艺术和女权主义的来日邂逅提供一个充满种种可能的建设性框架。
女权运动在为平等、差异、解构和重构而斗争时的形态变化
开端：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先锋派艺术”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女权运动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文化与各类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取向一样，都受到社会框架条件和主要社会矛盾的影响。女权运动或发源和脱胎于此，或在此间和他处与其进行对抗。一般来看，在女权运动和其他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对称关系。那些探究女性问题的行动家和主导人物往往出身于其他社会斗争，并与它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恰恰相反的是，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却很少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其他社会运动的支持。它们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纲领和实践中区分性别等级，夸大刻板印象，对性别问题摆出高傲的姿态。这种坚决的态度蕴藏着反女权倾向，或者至少有着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
这种非对称性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女权组织的发端时期。在德国，路易丝·奥托-彼得斯（Louise Otto-Peters，1819-1895年）便是性别关系中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紧密联系的象征。她是率先组织抗议活动、反对剥夺女性人权和公民自由权、拒绝将其置于男性监护之下的先驱之一。作为一名活跃的作家兼记者，她站在学术和政治的交叉点上撰写的文章至今仍值得一读。此外，她也深入参与了19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的组织工作。她主张不同的女权运动流派应紧密合作，同时与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非法剥削的工人运动保持紧密联系。但她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实际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相比女权问题拥有更高的优先等级，但在另一方面也与“无产阶级的反女权主义”（维尔纳·托内森语）和“雇员父权制”（克劳迪娅·平尔语）有关。
从早期的女权运动中不难看出，风格迥异的女权流派不仅源自女性不同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理念，还源自其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党派、理论传统、艺术流派等领域的关联——甚至后者有时往往更为重要。女性很容易沦为“泛化政治”的主体对象，女权问题往往被简化成由男性所定义的一个上位议题的特殊侧面，从而让性别冲突沦为“次要矛盾”。从德国早期女权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和“无产阶级派”分道扬镳的历史中不难发现，冲突与分裂往往不是聚焦于女权问题，而是出现在阶级问题这类即便在女权运动中也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矛盾冲突之中。
但在最初的女权运动中，也有一些流派和团体将女权问题视作社会的基本关系，将其视作文明史上实现“由猿至人的进化”和“现代性”的决定性瞬间。它们以在社会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具有更高抱负、追求“自主”、“激进”和“进步”的女权主义先驱自居，一些人更是对自己的先锋角色直言不讳。英国历史学家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在《女权主义先锋》（The Feminist Avant-Garde）一书中，通过考察“高等女权主义者”在英美两国的影响，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运动的形成过程。没过多久，德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强调女权主义追求自主独立的悠久历史。这些激进者的“激进性”和“高等女权主义者”的先锋性不仅表现为好战的行动方式，还在更为宽泛、更具挑衅意味的话题范畴中有所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对自身力量的回忆”被与有意识地“公共社会关系介入”联系在一起。
平等与差异
在呈现女权运动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潮流往往被与不同的主导动机联系在一起。例如政治学家芭芭拉·霍兰德库兹（Barbara Holland-Cunz）就在《新老女权问题》一书中区分了早期的“现代女权主义”和“当代女权主义”：前者主要坚持现代性的“平等诉求”，而后者的主张则被其归纳为“自由抗争”。
实际上，西方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治下的女权运动始终都可被视作在性别政治领域迄今未完成且存在诸多缺陷的“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在用自由、平等、团结这三重规范对其做出修正。
即便是早在150年前，女权主义所关注的就不仅是平等，还有现代性所允诺的自由。这一点从路易丝·奥托-彼得斯1849年创办《妇女报》时所提出的口号“为女性公民争取自由”中就可见一斑。相反，现代性那始终未曾兑现的自由允诺也是诞生于1960年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新女权运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
将不同主导动机与各女权运动阶段和流派相对应的做法，当然存在过度简化历史、错失未来挑战和机遇的危险。但对不同运动阶段的排序和区分也有助于厘清其实际差异，将其主旨框定在“平等”与“自由”、“平等”与“差异”、自主与整合以及各类主体视角和系统视角、行动选项和结构批判、认同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范式之内。女权运动的范式转变不仅是应对各类不同框架条件的需要（这类条件也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更折射出不同女权运动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更迭。这种转变往往也是对现实感到失望的结果，例如早期女权运动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之后，虽然推动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但依然只能在“平等允诺”问题上吞下苦果。
在这一背景下，新女权运动的“自由抗争”旨在反对一切来自男性的监护、干预和强暴，它抵制“男性统治”体系，反对将男性抬升为人类标杆而将女性贬作“第二性”的做法。自主的理念不仅要求女性在男性面前保持独立，更要求女权运动从已经形成体系（并且通常由男性主导的）制度、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中独立出来。女权运动的重心是以组织自我体验小组的形式主张女性的原始诉求、需要和利益，是让女性得以主宰自己的身体，是创办妇女中心、女性空间、女子大学、女子书店和女性出版社。这种趋势在意大利女权运动中的“交托”理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强调女性之间的互助，也在德国引起了广泛共鸣。
《女性自由的诞生》是论述“交托”（affidamento）理念的一本重要著作。意大利女性主义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行动家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则以《女性力量与颠覆社会》为题，要求为家务劳动支付报酬。初露峥嵘的女性研究提出了“女性生存联系”（乌尔里克·普罗科普语）和“女性财富”（伊洛纳·奥斯特纳语）等概念。在实践层面，1970/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项目运动”生机勃勃，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背景下，西尔维亚·波文申早早发问：女性美学是否存在？她的结论是：如果这指的是“审美意识”和“感官辨识形式”，那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这指的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特殊变种或另辟蹊径的艺术理论，那答案则是否定的。在她的著作中，波文申坚决反对本质化的女性概念，反对宣称所有女性的创造劳动（甚至包括钩织隔热布）都具有艺术价值的做法。但她认为做女人不（只）是“一种缺憾、损失、谦卑和失败，而（也）是一种机遇。”在她看来，这种机遇也包含了“将艺术用于女性主义用途”的可能性，它源自“想象力的释放”和“女性感官的解放”——这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情欲地带，也不是个体的偶然行为，而是女性互助运动的结果。不久之后，雷吉纳-贝克尔-施密特将这一分析视角进一步扩展为“女性的双重社会化”概念，而乌特·格哈特又以纲领性的方式将其诠释为对“差异中的平等”的追求。
虽然新兴的女权运动不仅自身斗志昂扬，还从传统中汲取了诸多能量，但它仍然难免吞下苦果：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系中的自由抗争正面临1980年代以来日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女权主义的自由抗争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霸权的诞生，不是此处要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它已经不可避免地部分参与到了这一语境之中。女权运动在20世纪末所遭受的最为惨痛的失败，便是在东欧集团解体后，甚至都无法阻止东方独裁者在名义上曾赋予女性的平等地位再度化为乌有。
性别研究与解构主义
如果说1970/1980年代西方的女权运动在平等与自由、平等与差异之间倾向于追求差异，而东欧的女权团体和女权组织则倾向于追求平等，那么到了20世纪末，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平等女权以及所谓的自由女权和差异女权都纷纷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一发展趋势固然也与女权运动停滞不前有关，而女权主义内部也对其原因存在诸多分歧。一种颇具分量的批评认为，平等女权和差异女权都过分拘泥于二元论和欧洲中心主义范式下的“性别”定义。由此看来，两者逐渐被各类解构性别二元主义的路径所取代，乃至女权运动、女性研究和女性援助逐渐被性别视角和酷儿女权主义批判所代替，也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酷儿女权的批判对象，正是“异性恋本位”和集后殖民、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特征于一身的中产阶级女权主义。
相比女性研究和女性援助之类的表述，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也为研究男性气质的构成与神话化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学院派女性主义者那里，性别视角很快引起共鸣，但它很快便陷入了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不遗余力地推崇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之中。在这种理论视域下，所有性别中的“生物特性”都被视作社会建构的结果。由此产生的酷儿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支持对性别关系中那些（仍）被公认为生物特性的元素进行推导分解。
借助对“异性恋本位”的批判，酷儿女权主义的讨论得以从女性问题延伸向LGBTQ社群的利益诉求。在与此相关的讨论中，男性和女性的任何言语都被理解（并驳斥）为是在争取那些无法或不愿归属于某个群体的人。于是，存在于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生活境遇和工作条件之中的不对等关系和统治关系——如依旧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性别薪酬差距、不对称的劳动分工、领导岗位中偏低的女性比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径——反倒经历了一场怪诞的去议题化。人们注意不到男性统治和霸权男子气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存在，也注意不到性别定式和性别等级在生殖和社会化领域的作用及其对出生率、夭折率和死亡率——也即基本生存条件（汉娜·阿伦特语）的影响。
酷儿女性主义不仅反对“异性恋本位”，还反对在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对性别关系进行女权主义建构。学院派女权主义对女权主义统治批评中的后殖民问题持开放态度，它不仅支持黑人女权主义的兴起，还乐于见到女权运动在全球南方阵营国家蓬勃发展。因此，女权运动的国际和跨国联系不断得到拓展和加深，这不仅借助了联合国等国际和跨国机构的力量，也离不开女权主义学者和行动家的交流合作。
在这一冲突局势下，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1989年在论述黑人女权主义问题时首次提出的“多元交叉性”概念正日渐成为一种重构女性主义的双重策略。这种女性主义虽然还在区分女性和男性，但更多地是从不平等程度和不平等空间的角度去把握“性别”问题。它以多种方式对男性/女性进行区分，同时又实现了对此的超越。此外，它也十分关注性别与种族、等级、宗教、性认同和性取向、年龄、残疾等其他歧视种类的交叉领域。
重构：多元交叉性和女性大罢工
在女权主义讨论中，多元交叉性概念往往被视作一种“理论分析视角”，它旨在“以相互交融而非彼此孤立的方式看待性别、族群、民族或阶级等问题”。用金伯利·克伦肖的话来说：“多元交叉性是一面折射权力产生、碰撞、连接和交叉过程的透镜，种族问题、性别问题、阶级问题和LGBTQ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多元交叉性之所以能成为女性主义的学术主流，也是因为它具有理论和方法贯通性，能够与各类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概念相互结合。这样一来，多元交互性概念也越来越具有万能钥匙的气质；它可以为任何在不公和压迫等其他现象中将性别问题相对化的做法服务，而无需以某种标准或视角将其归入某种社会关系或星球视角。对个体而言，究竟有多少人遭受过各类歧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但从社会和统治批判的角度看，如果考虑政治行动资源的有限性，那么个体遭压迫经历的结构性质量就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若稍有不慎，便会有将全球女权运动的动员能力用于支持一些本身并没有那么强行动力的利益和诉求的危险：这或许是因为它们只涉及少数人，或许是因为它们与一些在公共话语中被认为是过时的、宗派化的、鼓吹战争的概念或策略相关联，抑或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支持反女权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
所谓的“性别星号”现已成为多元交叉女权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将酷儿女权主义视角包含在内，实现了从传统的性别二元主义到自主决定性别认同的选择多元化的过渡。多元交叉酷儿女权主义以在称呼具有性别差异的社会群体时稍作停顿（如Nachrichtensprecher innen）或在官方用语中加性别星号（如Nachrichtensprecher*innen）的方式得以传播开来。性别星号虽然反映了强调女权主义的思考、言语和行动方式的兴起，但同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女权的又一变种，是重点关注西方福利社会中产阶级问题的女权主义的社会标记：“从前，（西方的）知识精英以说拉丁语（即说外语）的方式实现自我标榜；今后，使用性别星号或性别停顿也将起到同样的效果。”
近年来轰动一时的女性大罢工从各类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中汲取动力，也将发源于艺术界的还原与重现概念收入囊中。女性大罢工的一句知名口号被有意识地与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罢工传统联系在一起：“女性一罢工，世界便停滞。”伴随工人斗争的女性化和女性大罢工一道出现的是一些人将女权主义重新塑造成席卷全球的新女权运动的殷切愿望。这不仅能为对抗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提供澎湃的动力，还将在各类不同的组织、机构和运动之间组建新的联盟。
政治学者伊莎贝尔·洛瑞（Isabell Lorey）认为：“规模浩大的女性罢工将针对女性的暴力置于广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语境之中。与此同时，女性在工作场所分头罢工的形式也远远超出传统工会对罢工的理解。它将非正式经济中的小规模工人团体和私有经济中的护理工人也纳入其中，也指明了其中所存在的剥削和暴力关系。……罢工以实际的行动和政治的语言对那些试图在政治上否定女性的暴力行径做出了回应。”女性大罢工用将反抗和解放多元交叉的方式，对暴力和统治关系的多元交叉做出了回应。
在德国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也与辛齐亚·阿鲁扎（Cinzia Arruzza）和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一道，注意到一场试图“重新定义罢工”的女权运动正在全球兴起。随女性大罢工出现的“新女权主义浪潮”有望“超越认同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的僵化与分裂对立。……总之，女性大罢工女权主义有望成为阶级斗争史无前例的新阶段：它既是女权主义，也讲求国际化，生态性和反种族主义。”
从女性大罢工到女权主义革命？
新冠疫情严重抑制了女性大罢工运动的活力。它究竟会重新焕发生机，还是以旁的形式示人，目前尚不得而知。或许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对#Metoo运动的评论，也同样能够预测女性大罢工的前景：“这既不是一场革命的开始，也不会是昙花一现般的结束。”
无论如何，女性大罢工不仅为“女权主义革命”带去了灵感，也引发了对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严肃思考。从目前来看，“女权主义”并不仅在艺术领域才是未来话语的核心理念。男性中心主义将革命解释成暴力行为，宣扬改革和革命的对立，它建构了革命主体，也建构了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亟需被消除的矛盾冲突。但这样的模式显然不足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借用女性大罢工的政治语汇，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定义能让“女权主义革命”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
艺术界时下正兴的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或许也能从恰巧同时出现的女性大罢工和女性主义艺术繁荣中汲取新的养料。它既是艺术家批判也是社会批判，它的矛头既指向劳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以及其中的性别代码，也指向剥削、异化和依赖，指向富裕安康以及伦理道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赤字。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表明确有必要在女性主义和艺术的社会和文化维度之间进行政治斡旋。如果它们不想让艺术和女性主义成为由富裕者为富裕者而作的产物，不想让其为之努力的女权主义革命成为一项精英计划，那么就必须对“美好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做出必要的修正。与此相关的经验恰好能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却又同时将它们分离开来：这就是对工作之未来的追问。
随着女权主义话语的分裂和后现代的流行，这个话题逐渐退居幕后。但女权主义视角引发了社会对另一种工作概念的关注和认可：不仅护理工作需要得到应有的承认，社会性工作也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而且这种重视应当基于对照料和供养的肯定，而非利益使用和（资本）积累。
但社会上主流的工作概念依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利益使用逻辑紧密相连，却不考虑对人与自然作必要照顾的工作所需的付出和努力。此外，它一来把工作视作具有相关性的输出行为，二来仍然拘泥于生产效率理念。这两种工作观念虽早已与现实脱节，却依然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工作和生活条件感到不安。在追问工作之未来的问题上，“女权主义革命”除了推动“护理革命”外，还可以从艺术和女权主义的交叉点出发，为推动工作的范式转变添砖加瓦。这就要求在把工作视作功利行为的同时，也把它视作与艺术一样的审美行为（反之，艺术同样既是审美行为也是功利行为）。它需要在保持自主性和寻求认同感的张力场之间找到消除“多余压迫”（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语）的途径。
社会学家兼文学研究者西尔维亚·波文申（Silvia Bovenschen）对“女性美学是否存在”的研究，发端于新女权运动的诞生时期（1976年）。在这一迄今仍有现实性意义的思考中，她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得出了一个相对乐观的结论：“女性们绝不会任由自己的幻想被关入艺术贫民窟，但这不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与她们的女性审美纲领相符，而是因为让各种概念变得无济于事的幻想本身就是女权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
文章版权：德国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英格里德·库茨-谢夫（Ingrid Kurz-Scherf）
原文来源：Ingrid Kurz-Scherf: Auf dem Weg in die feministische Revolution? In: Andreas Beitin, Katharina Koch und Uta Ruhkamp (Hgg.): Empowerment: Kunst und Feminismen. Ausst.kat. „Empowerment“, 10.9.2022–8.1.2023, im Kunstmuseum Wolfsburg.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022, S. 24–33.